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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兼业养殖阶段，养殖的规模逐步扩大。规模养殖以资本大量投入为前提。在养猪环节，兼业养殖户已经难以像原来一样，通过劳动来替代资本了。反倒是资本以不可逆地趋势替代了劳动。不仅如此，利润也在不断被摊薄。从这一阶段养猪成本的构成就可以看出：
一头猪出栏的成本=原料生产者+原料贩运商（资本利息+运输工具及费用+劳动力+地租）+饲料商（机器+地租+劳动力+资本利息）+经销商（仓库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力+运输成本）+母猪养殖者（资本利润+地租+劳动力）+猪苗贩运商（劳动力+中介费+运输工具及相关联的费用+资本利润）+兽医（劳动力+兽药利润）+养殖户（市场价值逐渐明显的劳动力）+成猪贩子（劳动力+中介费+运输费用）
在这一阶段，就养猪环节来说，农民靠力气赚钱的空间越来越小。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规模养殖的发展，资本逐渐替代劳动具有不可逆性，这极大地压缩了农民靠力气来减少相关成本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养猪业的不确定性强，风险大，农民不可控的环节慢慢的变多，农民有限的劳动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弱化。
养猪业的不确定性强，并不是说养殖户从事这一行业完全无经验积累可言，绝对没通过劳动力投入改变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只是相对于别的行业来说，养殖户的经验积累和劳动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非常不确定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些投入劳动多且技术好的养殖户没有投入劳动相对少、技术相对差的养殖户挣得多。也就是说，在养殖环节这种经验积累和劳动力投入并没有明显拉开有经验者和无经验者、勤劳者和懒惰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养殖行业或者说猪肉市场的不确定性，弱化了农民劳动投入和经验积累的积极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养殖户试图在养殖环节之外，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以降低养殖业的市场风险或者不确定性对家庭生计的影响。
2008年以后，在笔者的家乡，大多数养殖户以农业和养殖业为自己的主业。大部分养殖户除了养猪以外，都种植水稻，有些勤劳的养殖户除了耕种自家水田以外，还会从其他农户手中流转一部分水田来耕种。除此之外，一些养殖户会在自建的养猪场旁边修建一个池塘，塘基上种植一些果树和黑麦草等。如此，猪粪能够适用于施肥和养鱼，每年靠养鱼也能小赚一笔。养殖户还会在猪场旁边建一个鸡舍或者鸭舍，养一些鸡、鸭、鹅，这些家禽可以消化一部分养猪户喂猪过程中掉落在地上的饲料，避免浪费。同时养殖户可通过自己本乡本土的关系，靠卖土特产增加收入。
另外，本乡本土的兼业养殖户，除了这些兼业收入以外，他们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年人，能够照顾一家老小，甚至帮助其他外出打工的亲人照顾家中老小。作为村庄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热情参加村庄公共治理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村民的认可。这些为养殖者提供社会收益，能起到补偿作用。
X养殖户，48岁。2000年在广州开车，一直到2008年。2009年父亲中风，为了照顾老人，开始回家从事养殖业。每年养两批猪；种植10多亩水稻；经营三口水塘，还和其他养殖户共同承包了水库；在养猪场旁边建了鸡舍和鸭棚；还种了很多油茶树。2015年担任小组长。该养殖户所在村庄的大队会计主要是做养殖业。妇女主任的老公也是从事养殖业的。
这一阶段，养殖户多以养猪收入为主，但是总体上来说，收入十分多元。如此一来，养殖户家计受到养殖业的影响要相对小的多。无论是获得兼业收入，还是社会收益，都是养殖户基于自己的劳动和区位优势，应对养殖业市场风险较大，不确定性逐渐变强，利润被摊薄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总的说来，在兼业养殖模式下，虽然养殖户靠运气赚钱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在某一些程度上，在养殖环节以外，养殖户靠自己的力气赚钱的空间依旧很大。
2019年8月15日早上7时50分，浙江湖州德清县乾元镇长桥农贸市场猪肉摊点，猪肉经营户在切割猪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17年以后，很多养殖户离开本乡本土，去别的市如乐安、南昌、赣州等地甚至是别的省如安徽从事养殖业，从一个兼业养殖户变成了一个专业养殖户。
在专业养殖模式下，养殖户的养殖成本进一步上升，同样规模的养殖所获得的收益减少，因此只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弥补。成本的增加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异地养猪，最直接的成本是栏租。因为要交栏租，每一头猪的成本增加了50元左右，这中间还包括地租、猪场建设者投入设备的损耗和资本利息（一个能养200头猪的专业猪场至少耗资200万）等。
2）养殖户的生活成本上升了。最为直接的是，对于养殖户来说，粮食等食物现在必须去市场购买。有的养殖户会在异地种植一些蔬菜，在山上找一些野味来降低生活成本。不过相对于原来在家里，成本增加十分明显。
3）闲暇增多，导致消费增多。原来大量闲暇消耗在农业生产中，到了异乡异地，劳动消耗的空间小，养殖户的闲暇时间大量增加，如何打发闲暇成为了问题。一些养殖户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打扑克和打网络麻将等，这间接增加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另外，离土离乡，原来在兼业过程中被消耗的劳动力，现在处于被闲置的状态。同时，养殖户失去了获得多元收入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只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提升劳动力的利用率，并实现增收。
养殖成本进一步上升，养殖户劳动力利用愈发不充分，使得养殖户只能逐步扩大养殖规模。这也代表着养殖收入在农民家计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养殖行业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养殖户的家计影响慢慢的变大。也就是说，在专业化的养殖模式下，农民原来基于本乡本土的区位优势和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养殖户承担的风险慢慢的变大，赚钱与否越来越靠运气了。
对于养殖户来说，从事养殖业尤其是规模化养殖的风险巨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规模化养殖是必然趋势，这与我国猪肉的消费量直线上升直接相关。肉的年总消费从1970年的7百万吨上升到2013年的5400百万吨，而人均消费从1970年的7.7公斤上升到2013年的39.2公斤（见下图）。
只有通过规模化养殖才能基本满足大家巨大的猪肉需求。问题是工业化和专业化的养猪模式的发展模式不是唯一选择，规模养殖方式是多元的，结合我国的资源优势和养殖者的优势来找到最适合，也就是说成本最低的规模养殖方式，至关重要。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站在养殖户的角度，在地的兼业养殖是一种更低成本的，更能够让养殖者充分的发挥其作用的养殖模式。在这一养殖模式下，养殖户得以在养殖之外充分的利用从逐渐资本化的养殖环节被挤压出来的剩余劳动，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土地和区位优势。在此基础上，养殖户不仅部分的、间接地消解了自身在养殖业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部分地、间接地降低了养猪产业链上其他主体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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